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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博士当教育部副部长,从医学角度评教育很精彩

名师说 202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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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国务院任免一批国家工作人员,任命沈晓明为教育部副部长。一些公众号收集了新任副部长的言论,比如:“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误导了家长,也影响了孩子的成长”,“要教育好孩子,教育界要认同生长发育规律是重要的教育规律”,等等,让人眼前一亮。于是师说君在网上搜索了这位副部长的简历。今年53岁的沈晓明履历非常丰富。他的专业是儿童保健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当过医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还当过上海教委主任、副市长、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等职。现在沈晓明的职务是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排位在部长陈宝生之后。有文章说,沈晓明“是一名学者型干部”,“讲话时经常脱稿,十分富有感染力”……熟悉沈晓明的领导干部对他都有这样的印象。他在多个场合发表的演讲或文章,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师说君经过一番搜索,发现网上有一篇文章《教育中的医学问题——一个儿科医生眼中的教育》,据悉是2008年3月沈晓明在“《教育生物学》——生命科学研究与教育学实践相结合”研讨会上的专题报告。文中有许多新颖的视角和独到的观点,“名师说”予以推荐,并希望新任副部长能将一些很好的设想落地,推动国家教育的改革发展。教育中的医学问题——一个儿科医生眼中的教育(沈晓明) 

  人的一生是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人应该有自己先天的生理属性和后天通过教育获得的各种社会属性。如何使先天习得与后天获得进行科学的结合,是当前教育界与医学界都应该共同关注的研究方向,其答案需要从教育学中的儿科医学问题研究中寻找。


应该建立教育生理学学科   心理学研究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19世纪后半叶实验心理学奠定了诸如行为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等理论,并且逐渐引入到教育学领域,形成教育心理学。但是心理学仅仅是从一个方面解释学习是怎样发生的。今天解决学习的问题,除了关注心理机制之外,更需要研究学习的生理机制,如学习与记忆的神经生理学基础、视觉与听觉生理及其他与学习活动有关的生理学问题等,并且以此来决定教学制度、教与学的内容和方式方法等。
  目前我们还没有教育生理学学科,其实客观的教育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生理学问题有待破解。  ——学生书包多重才合适?有文章报道,上海学生书包重12斤。12斤到底是轻还是重?什么年龄的学生可以承受多少重量的书包?这些问题小儿骨科医生可以从儿童骨骼的发育和生物力学等方面作出权威回答。但现在教育界与医学界缺少必要的对话与合作,医学界也没有主动地去研究这些问题,致使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惑着人们,任人妄加猜想。  ——教室的灯光多亮才合适?我国的标准是200个勒克司,德国是600个勒克司,到底是他们高了还是我们低了?这应该由眼科医生根据不同年龄学生视力发育特点以及我国学生近视率偏高等角度来回答,然后结合视光学研究的结果共同解决问题。  ——课桌椅应该多高才合适?学校的标准化建设使得学校的许多设施装备也标准化了。小学生和初中生正是人生发育的第二加速期,学生之间身高体重的个体差异甚大,统一高度的课桌椅肯定不能适应不同的孩子,不当坐姿将直接影响孩子的脊椎以及视力的发育。同样这些问题需要发育儿科医生联合教育部门一起进行研究。

  大量与儿童发展生理学密切相关的教育问题,目前研究都是空白。建立教育生理学学科,组织研究儿童生长发育的学者研究教育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工作。这不仅将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更重要的是体现党中央“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真正贯彻落实素质教育,把“为人民服务”的方针转为“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的教育行为。


需要讨论与研究的几个问题

  从一个儿科医生的角度看教育,我认为以下七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儿童入学年龄问题  不同国家儿童入学年龄规定是不同的。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入学年龄是4岁,北爱尔兰国家教育体系设计中规定儿童4岁入学,这在我国还属于学前教育阶段。规定五岁入学的有英国、日本、荷兰等国家,美国是5-7岁自由选择。全世界要求6岁入学的国家占主流地位,如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还有如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以及大部分的亚洲地区。也有国家要求7岁入学,如丹麦、芬兰等一些北欧国家。  儿童应该几岁入学这个问题,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引起了广泛讨论。各国媒体都刊登了各自观点。英国《卫报》:国会议员希望推迟英国儿童入学的年龄;《每日电讯》:过早入学已经对小孩产生了不好影响。《镜报》:小孩应该七岁入学;《时代在线》:小孩入学年龄太早;《苏格兰新闻》:孩子应该推迟一年上学;《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推迟入学有利于孩子阅读能力的培养,而且有利于以后的超越,即若八岁入学,孩子心智更加成熟,学习的效率更高,到高年级后更能够赶上或超过七岁入学的孩子。  我国目前也有相关讨论。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提出7岁入学,理由之一是国家法定工作年龄为16岁,按现行6岁入学年龄计算,结束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孩子一般是15岁,即孩子如果不进入更高阶段的学习,学习期与工作期可能出现一年的断档,推迟到7岁入学则自然解决问题。  国内媒体也有报道:不少家长绞尽脑汁要突破6岁入学的年龄限制,这一现象在国内并非个别现象。而现在很多要求孩子6岁入学的国家都在研究和呼吁是否应该推迟一年上学,然而在我国,许多家长更希望孩子早入学,我国家长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西方国家家长完全不一样,我国家长普遍希望神童能够走进自己家,每位家长的过高期望显然不符合社会的现实。  据报道,国外7岁孩子通常选择留在家里玩而不去上学。老师的态度则是希望家长将孩子培养得更加成熟一些再入学,如此更有利于教学。而我认为孩子入学不应该跟年龄相关,而应该与其成熟度相关,即由孩子的心智发育和体格发育的成熟度决定是否应该上学。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新华医院曾经从日本引进“入学测试五十项”,测试结果作为判断孩子是否应该或可以入学的依据。从儿科研究的角度出发,专业上是否可能进行基于儿童发育水平与现有课程体系相衔接的儿童能力的科学测试?有没有可能去指导家长更理性地根据孩子的发育水平选择入学的年龄?政府能否制订更加灵活的入学规则,变政策规定入学年龄为家长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自主确定孩子的入学年龄?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


  (二)多动症和孤独症的“标签”问题  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统计,儿童多动症确诊人数和以多动症作为主诉来就诊的人数,在每年开学的9月份为高峰期。值得关注的是,确诊人数占就诊人数的比例很低,越到9月份确诊率越低,这意味着很多非多动症的孩子自我表达是多动症,并且来就医。确切的统计为:80%的所谓多动症孩子是被错误地贴上了“标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原因是被宣传夸大了事实,家长在舆论导向下都怀疑孩子是否患多动症。其实孩子多动是一个正常情况,关键是能不能较长时间地维持自己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原因在于教师,一些医学界人士认为,教师往往把学习落后的孩子“标签”为多动症,缺少对自己教育行为的反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则是非专科医生要作出多动症诊断非常困难,多动症诊断需要仔细收集病历以及学生在学校和家庭的表现报告,需要经过非常繁琐复杂的医学检查排除器质性的神经系统疾病。非专科医生没有这种能力,教师更没有此能力,因此,绝对不能简单地对学生下多动症结论。  错误贴“标签”的害处,一是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大量“标签”孩子就医必然浪费医疗资源。二是给孩子和家庭带来额外的心理负担。三是容易让学生、教师和家长有放弃的想法,这将贻误孩子一生。

  孤独症的情况也是如此。


  (三)儿童睡眠问题  2001年上海的一项研究发现,本市孩子比国外孩子睡眠时间少。最近我的研究小组对全国11个省市约22000名小学生进行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中国孩子比美国孩子平均每天少睡半个小时,与比利时、瑞士相比少睡一个小时和一个半小时。上海学龄儿童的睡眠剥夺发生率高达83.3%,即使周末也有将近50%的孩子睡眠不足10小时。  流行病学研究和动物模型研究发现,减少孩子睡眠更会影响脑发育,睡眠量在生理需要量以下会直接影响孩子智能发育,具体表现为影响其认知能力和学习记忆能力。孩子普遍化睡眠时间少会影响一个群体的智商,而一个群体的智商受影响对社会来说是个大灾难。

  在我国,正常情况下智障儿童约600万,天才儿童大概也是600万,如果一个群体的智商下降5分,智障人数就从600万上升到940万,增加了57%;天才儿童就从600万下降到260万,下降了57%。根据科学的研究结果,上海在全国率先推迟了孩子上学时间,实施“让孩子每天多睡一个小时”的计划。该计划至今推行了一年,报道说孩子每天已经多睡了半个多小时。但抽查中发现还有近20%的学校没有执行教委这个规定,希望教委基教处和督导室一起开展专项督察,一定要让孩子每天多睡1小时。这对我们的孩子和城市都是非常重要的。


  (四)生长发育规律和教育规律问题  理论上分析,生长发育规律就是教育规律。年龄越小的孩子,两者的相关度越高,特别是在学前教育阶段,应该把生长发育规律视为普遍的教育规律。但现实中大量教师缺少对孩子生长发育规律的了解。因此教师职前培养的师范教育课程体系必须做重大调整,在幼儿师范的课程体系中需要引入儿童生长发育和儿童营养的教学内容,促使未来的幼教从业人员形成科学的早期教育以及保育儿童理念,掌握必须的知识,具备必需的能力,奠定他们今后实践的基础。  儿童生长发育规律即教育规律还可以找到许多旁证。以数学学习为例,我国儿童的数学计算和思维能力一般优于外国孩子,国内并不是很优秀的学生,去国外读书都会是成绩很好的学生,尤其在数学方面往往可以名列前茅。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孩子数学概念发展的规律是一样的,一般从几何图形的识别和归类开始,其次是读数、写数。读数和写数开始,到进位是一个难关。我们现行教育教学体系从写数开始,先给孩子们来个“下马威”,然后很快进入到时间进位换算和数字货币换算等,由于孩子缺乏生活实践,认知水平达不到,强制记忆很容易让孩子有挫败感,丧失对数学学习的信心。  再比如培养语言学习能力,尽管各个国家文化背景不同,文字不同,但是语言发展的规律基本趋同,掌握并运用好这些规律有利于提高语言学习的效果。儿童医学中心儿保科的研究显示,学中文的孩子最早了解的五十个词汇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宝宝……这是个规律。若是违反规律,教他们其它词汇,虽然能学但效率低,需要花成倍的时间。从词汇分类曲线来看,孩子掌握的10个词汇中,有7个是人物词汇,2个是动物词汇,1个是其他词汇。掌握的50个词汇中,大概有近20个物品词汇、14个人物词汇,其余的是动物词汇和其他的词汇,这是孩子掌握词汇的基本规律。在孩子语言学习的过程中,17-18个月是语言学习的爆发期,但因人而异,有人会提前一点,有人会推迟一点,但千万不要期望孩子12-13个月就提前进入语言学习爆发期。在语法结构的学习过程中,当词汇量达到80-90个时,孩子才可能说出名词、动词结构,才会说代词、形容词、名词。比如学会说“孩子跑得很快”中的“很”字,大概要到四岁至四岁半的时候才可能。还有若词汇量积累到40个以上,孩子会了解“和”这个连接字的涵义。词汇量达90个以上,孩子能理解“……着”的涵义,如“冻着了”“打着了”等。若将这些生长发育中的规律很好地运用到语言教学中,语言教学效果将会大幅度提升。如果不遵循规律则要付出很大代价,如牺牲孩子的时间、快乐与兴趣等。

  如何认识并且运用儿童生长发育规律去设计教育活动,课程、教学改革是否能按照这些规律进行,目前缺少足够的关注及必要的研究。从发育儿科医生角度看,能不能通过研究发现更多的生长发育规律,而且更多地去宣传这样的规律?现实中医生可能对研究更感兴趣,而对其宣传、推广和应用研究结果则不够用心。


  (五)诵读困难问题  据报道,英国曼彻斯特学校运动系一个叫威廉斯的17岁学生,从3岁开始患上诵读困难的疾病:阅读和书写文字的时候,必须把书本颠倒,从后到前才能够读懂。他为了读懂电脑上的文字,也要将电脑屏幕倒过来阅读……整个人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里。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诵读困难案例,欧洲有很多报道,国内也有。患发育性诵读困难的人,智力都正常,但在阅读上产生特定的问题。

  另外一种发育性诵读困难演化为数学学习困难,即数学学业水平与其智力发展水平不相称。这些学生往往有镜像障碍,数字9看上去是6,3看上去是8,2看上去是5,可以想象,这些学生做错算术题是正常的。上海中小学里也能找出部分各科成绩都很好唯独数学成绩不行的学生,是否存在镜像障碍的学生?医学界和教育界的研究者可以共同研究这一问题。


  (六)工读教育与少年犯问题  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根据他们所犯错误的严重程度不同,有三类机构适合对其进行教育,轻的可以就读工读学校,严重一点的进少年犯教养所,再严重一点的进少年犯管教所。犯错误的孩子多半被认为存在道德品质问题,但医学研究发现,很多孩子不是道德品质问题,而是因为有疾病。比如说儿童铅中毒就与青少年犯罪有关。美国尼德莱曼(Needleman)教授研究了194个少年犯,而且另找了146个对照组,他在测定骨铅含量后,用严密的统计学方法进行检测。尼德莱曼发现,少年犯的骨铅水平明显高于最高水平。当骨铅大于25个ppm的时候,发生犯罪的概率要比骨铅小于25个ppm发生犯罪的概率大十倍,所以他认定一部分青少年犯罪是由铅中毒引起的。

  另外一个例子是性激素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研究发现,早发育的女孩子犯罪率高一些,而男性青少年性犯罪与血清的睾酮水平有关,也就是说很多孩子的性犯罪是由内分泌疾病引起的,而不是因为思想品质败坏。如果真是这样,这些孩子不但不应该受到惩罚,反而应该得到帮助。这些问题也需要进行研究。


  (七)特殊教育的“医教结合”问题  特殊教育的特殊性在于其教育对象是病人,所以特殊教育需要医生的参与。我国特殊教育体系的不足在于医生缺位,理想的体系应该是“医教结合”。  第一,医生应该负责入学之前的评估。孩子究竟进入特殊学校还是随班就读,需要由医生来决定,而且要由不同专业的医生来决定。第二,在学校建立符合医学标准的康复中心,把学校教育与康复结合起来。现在儿童医学中心建立了很好的康复中心,这是必要的,但其服务对象基本是上不了学和不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对于有学习能力的孩子而言,康复中心应该建在学校里。近年来,上海特殊学校经费投入比较多,办学条件得到改善,但学校现有的康复中心远不能达到医学标准。让医生介入特殊教育,建设符合医学标准的康复中心,上海是有条件做到的。 结语   以上讨论的问题,最终可以归纳为:  第一,儿童教育中存在很多儿科医学问题,做好儿童教育工作,仅靠教师是不够的。这些问题应该成为儿科医学和儿童保健的重要研究方向。  第二,儿科医生不能只在诊室里给孩子看病,更需要他们走出诊室,走进学校,把正确的医学概念送到学校。  我号召上海的医学专家,特别是名牌的医学专家,要带头深入到学校做健康教育,儿科医生要关心生病的孩子,也要关心不生病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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